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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纪要

作者: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5-12-02  阅读次数:

                                   

 

 

2014425日上午9时至12时,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在陕西师范大学启夏苑二楼报告厅举办了第十四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主讲人是中国著名边疆史地学者、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大正先生,讲座题目为《试论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几个问题》。本次讲座由王欣教授主持,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周伟洲教授、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教授王志平大校为评议人。

马大正研究员主要围绕四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一)边疆的界定  他指出边疆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包括陆疆和海疆。成为陆疆必须具有一些硬性条件和软性条件,硬性条件包括与邻国的国界线,而软性条件则包括大边疆和小边疆,“大边疆”指省级行政单位的总和,“小边疆”指中国边境线的总和。讲到这部分时马先生分析了“边疆”与“边缘”的差异。有些距离中心较为遥远的地方如贵州、青海,只能称之为“边缘地区”,而不是“边疆地区”,因为不存在构成边疆的如边界线等的硬性条件。

此外,他还强调了“海疆”的重要意义。海疆的界定比陆疆的界定要复杂一些,海疆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指大陆海岸线至领海基线之间的海疆,这属于内海;二是指领海基线以外的国家管辖海域与岛屿,马大正指出应对海洋和海岛管辖给予高度的重视,将其纳入边疆治理的全局之中。

边疆包括多层含义,既有政治、军事、经济、地理方面的含义,还有文化方面的内涵。

他尤其阐述了文化方面的含义,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如果没有边疆,就不能称其为统一多民族的中国,生活在这个区域内各民族,也就无法纳入统一多民族的范围内了。中国的边疆需要综合的考察这些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在研究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时,要历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边疆问题。 

(二)古代边疆治理达成的共识  边疆治理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中国的边疆治理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为边疆治理留下了宝贵的、大量的历史遗产。治理本身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根据何种思想和理念来确定边疆治理的举措、方针、政策;第二,根据这些理念,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了哪些不同的政策;第三,这些政策是如何实施的,实施中遇到了怎样的挑战及解决的途径。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传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治边的主题,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是治边的牢固精神纽带,正确的治边战略是边疆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这为我们处理当代边疆问题提供了借鉴,然而受历史和时代的影响所提出的华夷之防,维稳而治,重内轻边的古代中国边疆政策不可避免的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这是我们应该摒弃的。边疆是国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稳定关系国家稳定大局的稳定,因而,我们要重视治理边疆历史经验的总结,正确管理和开发边疆,增强边疆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

(三)当代边疆治理的重大问题

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马先生重点围绕着四方面边疆治理的举措进行了叙评:1. 边疆省区实行行省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并行的行政区划体系,其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历史性任务;

2. 历史上的边界遗留问题的解决,边界问题是关乎领土完整、国家安全、民族尊严以及周边稳定和外交大局的重要问题;3.中国现代边防体制的调整,我国边防体制建设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共经历了五次大的调整,最终形成了公安与解放军分工防管体制;4. 海疆与海防,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多种原因,目前与周边海上邻国在海洋边界划界上存在主权争端。

在边疆治理中面临着政治和经济两种类型的挑战,其中,政治类型包括:某些势力的边疆分裂活动;与边疆相连的境外地区的不稳定;历史遗留边界问题三种。经济类型指某些势力在边疆地区进行跨国犯罪活动。从总体上看,我国边疆特点:第一,总体稳定与局部不稳定并存;第二,陆缓海重,陆地边界相对缓和,海疆方面的问题较多;第三,威胁多元,程序有别;第四,有关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马先生总结到,对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的研究多是微观具体的,而宏观性的研究仍然很有限。

(四)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如何启动、开展和深化

在这一问题中,马先生主要以新疆为例,分几个方面阐释了如何开展和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

1对待恐怖主义。对于恐怖主义势力,他指出对恐怖分子决不能实施仁政;维稳要有重点但还应消除死角(例如吐鲁番鄯善恐怖袭击事件);对一线的执法者要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加强对于一线基层维稳者的自身安全的保护和培训;加强反恐应对能力,面对暴恐势力的东移恐怖势力的常态化,反恐已不仅仅是新疆这一地区的重任,要形成全国反恐的理念;完善地方与兵团反对暴力、分裂的联动机制,以兵团为载体,通过移民改变南疆单一的民族格局。

 2建立反恐新理念。首先,要营造社会反恐的大氛围,让恐怖分子无处藏身;其次,正确界定“全民反恐”中的“全民”内涵,这个“全民”应包括维吾尔族,要将维吾尔族人民纳入其中,暴力恐怖分子的活动也是对其民族整体的伤害,这也是一场维护民族声誉的斗争;再次,要完善群众在暴力恐怖事件中的自救能力和心理承受力。在新疆已形成了一个内部隐形社会,该社会内部有其独特的信息传播途径,这些信息的传递者包括一些精英、公务员和教师等,因而要严加筛查这些隐形社会。

3关于发展与稳定。首先,正确界定发展的内涵,发展包括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员素质的提高,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对发展的内涵和外延要有科学的认识,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新疆的两大战略任务是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要为长治久安服务,发展不能离开长治久安这一目标。第二,抓民生和对口援疆,民生的重点,不仅是建学校、医院、民居改造,还要使这些举措符合当地的现实需要,要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同时,要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

4要有一个长期的边疆治理战略思考。以新疆为例,新疆有其战略地位的特殊性,新疆的稳定不仅仅是新疆这一个地方的问题,新疆的问题是全国问题,需要动员全国力量来处理,要制定中长期的发展战略,需要思考一些问题:60年前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否需要调整?一个地区的民族人口比例保持多少合适?南疆的民族人口比例需不需要调整等问题,都要在中长期的治理战略中体现出来。

5边疆治理可分为硬治理和软治理。硬治理是指用国家实力强化边疆治理,围绕边疆地缘政治开展的博弈。软治理指通过有效手段强化国家认同,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将民族意识规范在国家意识的大框架下,如果民族意识超越国家意识,就会导致国家分裂,做好政治认同的文化认同基础,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最后,马先生总结道,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宏观的全面的研究方面,需要重视两点:一是要将边疆经略和治理放在中国边疆学的大背景下,要有宽阔的视野和较高的起点;第二,边疆治理要古今贯通,敢于面向当代,在研究中应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其中,只有这样才能将研究引向深入。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周伟洲教授对讲座进行了评议。他首先对马先生的讲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大正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中国边疆问题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的倡导人之一,提出了边疆学的构想,同时,他也是中国边疆学的积极探索者和践行者,为中国边疆学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讲座既有对边疆问题的宏观理论分析又有微观路径探析,生动而具体,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总结了古代边疆治理的经验与教训,边疆的稳定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关系等问题,此外,周教授还谈论了对构建中国当代边疆治理战略的一些体会。最后,周老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建国后的划界问题,怎样看待有太多土地被划出?第二个问题是国家认同的实践困境?

对周伟洲教授提出的问题马先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答复。在回答周教授所提出的建国后的边界划分问题时马先生讲到,中国政府在承认边界现状及历史上不平等条约的现实基础上,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政策之后,最后划定的边界。我国遵循的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是:第一,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关系,始终把追求国家最高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解决边界问题是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和平谈判等原则,边界问题解决之前要维持边界现状不变;第三,要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还要结合特定时期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等现实因素;第四,要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对待旧界约;第五,要遵循国际惯例划界和勘界。边界问题是一个复杂和敏感问题,不管感情上能否接受,历史的边界已经划定。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家认同的实践问题,马先生认为,“三个离不开”、“四个认同”、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等提法是很好的,但真正的难题是政策的落实问题,应当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的可操作性的措施,我们不应当一味的迷信民族政策,不应当一味的强化民族,因为有时候民族政策对国家意识的影响是负作用的,我们应该主张将新疆的各民族统称为“新疆人”,作为“新疆人”享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实现新疆人的共治,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决策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是需要我们长期努力。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教授王志平大校,也对马大正研究院的讲座进行了评议。他认为马先生精彩的演讲展现了其广博的学术视野和精深的学术思考。他总结了马先生对历史与现实、陆疆与海疆、内地与边疆、中国与周边、边疆稳定与发展这几个问题的探讨,也认同要重视对中国历代边疆政策历史经验的总结。之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边疆治理形态中,“内边”与“外边”的区别?

马先生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回答:“内边”是历史上形成的,是为防止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动乱,主要用来处理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在处理内边问题上积累了大量经验,封建时期中央政府的文化实力要远远高于边疆地区,“内边”是中国封建时期处理边疆问题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外边”是指现代国与国的关系,面对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清政府面临的已不再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问题,而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而当时清政府还是用处理内边的经验来解决外边新的问题,没有自觉的将内边防务调整到外边防务上,“内边和外边”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此外,还有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的王超老师向马先生请教了问题,讲座历时3个多小时,期间有多个问题引发了老师和学生的讨论,气氛热烈,受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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