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3日，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 崇鋈楼三层归仁堂举办第十五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此次讲座由主讲人为教育部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教授，研究院院长王欣教授主持，研究院周伟洲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张建林研究员担任讲评人。我中心全体在校师生及部分外系学生参加了此次学术讲座。
本次讲座于23日上午9时开始，首先，王欣教授代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致欢迎词并简单介绍主讲人的学术经历。随后，石硕教授开始了其讲座，讲座题目为《如何认识康区？——康区在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中的地位与人文特点》，内容主要分为4个部分，详述如次。
一、藏地“三区”的缘起
在讲座的开始，石硕教授就指出，从方言、历史地理、人文地理等方面而言，藏区分为卫藏、康、安多三个地理板块，这意味着藏族文化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而其也正是藏族文化丰富多样与魅力所在。关于藏地“三区”的缘起，在敦煌藏文写卷中就已经出现吐蕃人指称东部地区的两个地理概念：mdo-smad（多麦）和mdo-gams（朵甘思）。到元朝时，在藏区设立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土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史》简称“朵思麻宣慰司”）和“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史》简称“朵甘思宣慰司”）三个都元帅府，这是藏地“三区”的由来。
在藏文史籍中，最早、最清楚记载藏地“三区”要数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写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记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三“却喀”的史实，其中三‘却喀’是对蒙古皇帝作为接受灌顶的供养而奉献给上师的朵甘思(Mdo-khams)、脱思麻、乌斯藏三个地区的称呼。此后“三区”一词开始广泛出现于藏文史籍中，而且，藏文史籍所记“三区”范围及名称均与元朝的三个行政区相吻合。显然，元朝划分的三个行政区在元代后期及元以后已植根于藏人的地域观念中，逐渐成为藏人心目中相对固定的藏地“三区”概念。此外，元朝将藏区划分为三个区域进行管理，非出于其主观臆想和任意所为，乃是以藏人传统地域概念即藏人对其居住地域的传统区分与认识为基础来实施的。
如所周知，青藏高原主体部分存在着三个大的自然区域：1，藏南谷地；2，藏北至甘青、川西北的高原牧区； 3．青藏高原东南高山峡谷区。藏地"三区"乃以这三大自然地理区域为基础而形成。自然地理区域是藏族三大人文地理单元形成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自然基础。同时，“三区”既是三大方言区，也是三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单元。
二、康区的地位
《安多政教史》中作了一个很精辟的概括：“卫藏法区，安多马区，康人区。” 藏族民间亦流传“卫藏人是热心宗教的，康巴人是好斗士，安多人会做生意”之类的说法。康区藏人体质类型为藏Ａ型和藏Ｂ型，其个性张扬、开拓进取和强悍好斗，是《格萨尔》的诞生地。
从历史的进程而言，吐蕃时期由康区通蜀的道路不通。明中叶起，康区才逐渐趋于活跃并日渐重要。吐蕃灭亡以后，后弘期开始藏传佛教各派逐渐缓慢地向康区传播。首先，茶马贸易促成了康区的纽带和通道作用。其次，明后期，康区开始活跃。明中叶始成贡道。木氏土司向北扩张。白利土司兴起。再次，蒙古和硕特部由甘青南下，固始汗灭白利土司，康区成为蒙古和硕特部的征税地和势力范围。
清朝对康区的控制，最终使康区地位凸显。首先，康煕时期，清朝、和硕特蒙古、五世达赖、吴三桂、木氏土司等多种势力角逐于康区，最终，清朝势力逐渐占优，康煕两次由康区进兵西藏并在川藏沿线派设置塘汛和粮台，派四川绿营汉兵驻守，康区开始成为通藏的要道。泸定桥开通。其次，雍正康藏划界，迪庆归滇，康区归川， 39族地区归驻藏大臣，至此，清朝完全控制康区，结束和硕特蒙古在康区的势力。再次，乾隆时征瞻对和金川战役，强化了对康区的控制，七世达赖移驻惠远寺。此外，尚需指出的是清代康区是入藏官道。
民国时期，康区更成“风云之地”。首先，时人认为，拯救西藏危局应从康区起，于是出现了赵尔丰经康。随后，出现了三次康藏纠纷。接着，格桑泽仁提出了“康人治康”的口号，之后，西康建省，并出现了“康族”、“番族”的名称及“西藏革命党”和“东藏民青”等政党。
三、康区的人文特点
康区地理区位存在5个特征：江河并流区域，1.青藏高原东部出水口；2.位于横断山脉地区；3.青藏高原东南高山峡谷区；4.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及四川盆地过渡带；5.地形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康区存在诸多显著的社会及人文特点，其主要表现在：
其一，康区是农牧混合区，也是农牧过渡地带。相对于卫藏以农为主和安多以牧为主，农牧兼有与农牧混合是康区的重要特点。其从北向南、从西向东，牧的成分递减，农的成分递增。
其二，康区地处民族走廊地带，是藏族与众多西南民族广泛交接、互动地区。自古以来，康区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频繁迁徙和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西北与西南古代各民族沟通往来的孔道 。康区的主体民族虽为藏族，但同时也有汉、彝、蒙古、纳西、羌、回等多种民族，他们与康区藏族形成了相互比邻或混居局面。同时，彝、羌、白、纳西、傈僳、普米等是与藏族直接相邻和密切接触的民族。此外，康区藏族内部存在着众多人群支系:嘉绒、白马、扎巴、贵琼、木雅、尔苏、多须、里汝、史兴、纳木依等。
其三，康区是藏、汉民族交流互动及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连接通道。首先，康区在明清及民国时期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之间政治交往、汉藏贸易、和汉藏文化交流的通道与桥梁地区，是中央政权经营西藏的前哨与依托之地。其次，清末民国，大量汉人迁入，“落藉”当地，融入藏族之中，是藏、汉文化交融之地。
其四，康区是一条历史文化沉积带，沉积着众多古老的历史遗留。首先，至今在康巴地区仍较完整地保留着女性中心的社会形态。其次，在康巴地区至今还存留着相当数量独立和尚待认识的语言，这些语言在当地被称作“地脚话”。再次，在康巴地区迄今还保留着大量独特的古代石碉，即《后汉书》中已见于记载“邛笼”。此外，直至今日，在康巴地区保留下来的宗教种类及各种原始宗教形态也极为丰富和复杂多样。
其五，康区地域文化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复合性与兼容性。三大传统区域中，康区在语言、服饰、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婚姻形态、社会类型等呈现的多样性、丰富性堪称首屈一指。
总体而言，康区的基本文化特点包括：1.多种宗教并存，但苯教和宁玛派民间土壤浓厚。2、民族种类及支系众多，多元文化特点突出。3.古老文化因素大量留存。4．宽宏、开放、兼容的文化态度（或称“康巴文化精神”）。5.宗教与世俗生活很好的统一与融合。
四、康区研究
由于一开始就把“卫藏”视作中心，把康、安多视为边缘和附属的对藏族历史传统认识可能存在问题。偏颇和主观。现代康区研究发轫于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以任乃强、谢国安、李安宅等先生为代表的藏学前辈对康区的考察研究，奠定了现代康区研究的基础。
建国后，康区研究的长足发展与繁荣主要是最近30年的事。1982年 “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揭开了新时期从综合和整体角度认识康区的序幕。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康巴地区开展的专题研究包括：民族走廊地区语言研究、茶马古道研究、“格萨尔”研究、金沙江文化研究、牦牛经济与文化研究及近年日渐活跃的“藏彝走廊”研究，均推动了康巴的研究，使得康巴地区受到学界的广泛的关注与重视。
近几年来，四川成立 “康藏研究中心”，藏、川、滇三省区的康巴研究也迅速兴起并渐成气候。2004年在康定召开的以“康巴文化”为主题的“康巴名人论坛与第四届康巴艺术节”。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杜永彬研究员提出建立和开展“康巴学”研究的倡议，引发人们对康巴文化与康巴研究的进一步思考。同时，近年康区研究出现了几个趋势，这包括：從民族走廊角度开展对康区的研究；“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及清末民国时期康藏史的研究，值得关注。
讲座人报告结束之后，张建林研究员和周伟洲教授分别评述了石硕教授的报告，并就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提问。随后，聆听讲座的其他师生就讲座相关内容提出问题并与石硕教授进行讨论交流。总体而言，石硕教授的报告有助于我们了解藏学尤其是康区研究的最新进展，亦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尹波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