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6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在校文科科研楼三层学术报告厅举办了第十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大龙先生为我校师生做了题为《有关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讲座由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教授主持。
讲座于当日下午2:30正式开始。李大龙研究员就目前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简单介绍了我国学术界对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探讨情况，并谈及自己的研究缘起。他认为目前关于中国疆域理论的探索还有很多原则性的界定尚需广泛讨论，有关探索还没有完全展开。有感于此，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1、“中国疆域”的指称范围及其属性
李大龙研究员认为，在清代以前，中华大地上没有形成过一个具有近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所谓“历史上的中国”的提法对中国疆域研究而言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谁能够代表“中国”是一个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也是历史上众多王朝或政权为之长期争夺的目标。但“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由多民族国家构成的“政治体”，该“政治体”的核心区域是中原地区，更准确地说是西汉时的郡县区域，这也是以后众多王朝在阐述其疆域变化时参照的基准。
2、中国疆域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此部分，李大龙研究员对“中国”含义的演变过程进行了阐述，认为“中国”的指称经历了由京师，向华夏、中原转变的过程，最后到指称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这种变化过程反映着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现实过程，而深藏在这一历史现实背后的则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对“天下”、“大一统”的不断追求，是它主宰着各民族长期争夺“中国正统王朝”，最终促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的形成。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中华大地有着不同的民族或政权分布，或分裂，或统一，构成了不同时期“现实”版的天下，也即“历史上的中国”。与此同时，在不同时期人们的心中还存在着理想的“大一统”的天下。占据“中国”成为“天下”主宰的观念主导着众多民族或政权，这是贯穿中国疆域发展历程始终的一个主线。
3、中国疆域形成阶段的标志：《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鸦片战争的爆发
目前学术界一般将鸦片战争的爆发作为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标志，但没有解决中国疆域何时开始形成，以及何时由传统疆域（或称王朝疆域）向近代主权国家疆域转变的问题。李大龙研究员认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与沙俄签订的具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是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开始，也是中国由传统的王朝国家向多民族主权国家转变的起点。清朝开始向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转变，边界渐渐清晰，疆域也由传统疆域向近现代疆域（条约疆域）转变，但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自然形成过程。
4、中国疆域形成的理论探讨：多角度探究其内在形成动因
李大龙研究员认为，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疆域史形成的研究，只解决了“然”的问题，而“所以然”的问题多数没有谈及，指出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用笼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疆域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疆域研究的深入。因而认为，只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内在动因进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疆域理论才会日渐成熟。
讲座结束后，讲座评议人、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周伟洲教授进行了点评。周先生认为李大龙研究员作了一个很精彩的讲座，并肯定李大龙研究员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依托，组织全国专家对中国疆域理论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他指出了李大龙研究员报告内容的三个贡献：一是对中国古代疆域（“王朝疆域”）到近现代疆域形成的时间做出界定，即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到1840年，认为中国疆域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二是李大龙研究员对学界争论颇多的“历史上的中国”的含义进行了阐述，认为“中国”的涵义是由京师到中原，再到清朝的统一，这一变化如实地反映着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现实过程。三是他提出对中国疆域理论的探索需要更多学者参与，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内在动因进行探索，这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疆域理论会日渐成熟并得到广泛认同。此后，周先生又提出了几点疑问，求教李大龙研究员：1、“历史上的中国”是否也有古代国家的含义，是否有确切的疆界，而不是泛泛的“天下”，或京师、中原等疆域概念，或者什么是王朝的疆界？2、历史上中国的疆界是按什么标准或原则来划分的？
周伟洲先生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疆域的看法。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应指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所管辖的地区就是它的疆域，在这个疆域内的各民族就是当时中国的民族。而且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存在统一和分裂的情况：当处于统一时期时，如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等政权，它们就是历史上统一的中国，其管辖到的地方就是当时的中国疆域；当处于分裂时期时，由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的民族或地区出现的政权都应当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的疆域就是当时的中国疆域。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几经分裂与重新统一，最终至清初时，形成了近代中国的疆域，清朝的疆域就是近代中国的疆域。
周伟洲老师评述之后，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教授对李大龙研究员的讲座也进行了评述。他高度评价了李大龙研究员提出的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疆域理论的想法。他认为，在近代学术研究体系中，我们没有话语权，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之后，我们丧失了自己的话语体系。按照中国二十四史的话语体系，疆域并不重要，这是与西方基于民族国家建立的疆域概念不同的，西方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并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只有建立符合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并推广到国际社会，才能够维护我们的利益。接着王欣教授也提出了两个问题，即西汉的疆域作为中国疆域的基点，能否进一步阐述？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传统疆域向近代疆域转变的开始，那么历史上唐蕃、宋辽金之间的划界与中俄划界有何区别？
对上述问题，李大龙研究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答复。李大龙研究员在回答周伟洲先生问题时，认为，“历史上的中国”的前提是中国在历史上作为政权存在，欧立德认为中国在历史上是消失的，“历史上的中国”是个有误导的命题。他认为，应该打破各种框架来探讨这一问题，从一个动态的角度看，朝代的边界是模糊的，不能准确地以“线”来划定；关于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划分标准，李研究员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政权，还是其他？疆域是政治概念，它更倾向于认为古代中国是个政治体。其中的不同政治体在碰撞中渐渐形成一个中心，进而到清朝时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体。关于王欣教授的两个问题，李大龙研究员认为，唐太宗认为大一统应实现九州统一，这里的九州就是《汉书·地理志》的范围，也即中国疆域的核心区域，而且，其后的《元史》、《清史稿》等均是以此为准。关于第二个问题，李大龙研究员认为，唐蕃、宋辽金之间的划界属于“内边”，而中俄边界属于“外边”。历史上，种族、王朝之间、政权之间的界限，随着政治格局的一体化，而逐渐模糊、取消。而外边则不同，则是逐渐清晰。
在此之后，在座的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吴洪琳老师也向李大龙研究员提出一个问题：即边疆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是有思想基础的，夷夏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变的，您怎么看？李研究员认为，古代中国，夷夏之区分是以文化为标准的，其核心是价值观念，用夏变夷包含着少数民族接受汉族的传统礼仪制度制度，即认可汉族的统治制度，北魏即是突出的例子。其他老师和同学也与李大龙研究员就他们关心的问题交流了看法，气氛热烈。此次讲座历时三小时有余方结束。（徐百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