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15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在校学术交流中心报告厅举办“第三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与西北历史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以及民族部等有关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及近百名学生光临齐聚，报告大厅内座席满盈、盛况空前。本届讲座邀请的报告学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余太山研究员，讲座题目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认知和阐述系统》。宁夏文物考古所所长罗丰研究员作为我校的兼职教授也应邀出席讲座及参加座谈会。
讲座于上午9时正式召开，由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周伟洲教授主持。陕西师范大学房喻副校长首先代表校方致迎贺词，并在讲话中特别对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先行举办“马长寿民族学讲座”的模式，以加强校内外学术联系，促进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予以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会上房副校长还向余太山、罗丰两位研究员颁发了陕西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的聘任证书。
余太山研究员首先简要介绍了与此次报告主题密切关联、并即将出版的自己撰写的专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的篇目结构及有关著书的缘起情况。其书分为四编，约35万字，共由22篇专题组成，主要涉及的是对此时期正史《西域传》之间关系与体例，西域诸国的基本历史状况及相关问题，从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族社会史学等方面所做的研究。他着重指出，撰写是书最主要的目的便在于解读这一时期正史《西域传》的认知和阐述系统，而此次讲座所述正是在其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另外，他还谈及了以往治学中亚厌哒史、塞种史、贵霜史以及西域史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类似的问题，并说明充分认识正史《西域传》的编纂结构和体例，对解决这些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认知和阐述系统，余研究员指出，这一时期正史《西域传》所谓“西域”乃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中亚全部、西亚和南亚大部以及北非与欧洲一部的广大地区。对此广义的西域客观上当时记述难以全面、准确，自不待言，但应当指出的是，各书所述的出发点，从来就不是西域或西域诸国本身，而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文治武功。这决定了《西域传》的性质：即“西域传”编者以专制主义政教礼俗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料的剪裁、取舍，诸传体例雷同、概念因袭、内容重复也就在所难免。这可以说是解读《西域传》的关键。而后，他又从三个方面做了具体说明：
（一）各正史《西域传》的承袭关系表明基本出自同一系统，编纂体例亦大致相同。他指出，《史记·大宛列传》所记张骞曾提出“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经营西域大政方针根本上符合中国古代大一统理念，它不仅被汉武帝接受，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对西域的经营。从此，“徕远人”、“致殊俗”成为西域经营最重要的内容，也成了各史《西域传》编者的认知和阐述的轴心。《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便大体承抄《史记·大宛列传》，《后汉书》、《魏书》的《西域传》系统同似，史料类近，而最有代表的是唐李延寿《北史》能将《隋书》、《周书》、《魏书》之传融凑为一略传，体现出诸传本质上基本的一致性。在编纂体例结构方面，各传记载的客观范围都是广义的西域，从无变化；其所描述政权单位缺乏层次、不分性质、大小皆称之为“国”；还有依照“四道”交通线路而非“四域”区划观念排序西域诸国地理位置之例，由《汉书》首开，为后来各传遵循不变，《魏书·西域传》贯穿最彻底，皆构成与内地中原王朝首都中心相互关系的重要考虑，具有较强的政治意义。
（二）各西域传描述重点皆在葱岭以西而非葱岭以东地区。他认为，《史记·大宛列传》所述主要是张骞首次出使西域“身所至者大宛、大夏、康居”以及“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多为在葱岭以西诸国的情况，这取决于他出使的目的，也与其具体行在线路不无关系。同时，又由于张骞所提西域经略具有深刻的影响，后世《西域传》也无不用很大篇幅描述葱岭以西诸国，以体现远国来朝这一中原王朝文治武功的理想境界。虽然，其中两汉书《西域传》所记葱岭以东的文字要多于其西，但涉及的主要为与汉朝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及同匈奴斗争的内容，所以，不能简单视其所述重点在葱岭以东诸国本身。《晋书·西戎传》以下各传对葱岭以西诸国都占一半以上篇幅（《周书·异域传》例外），相反，对其东塔里木盆地诸城国只有寥寥数笔，这显然不能仅以此时中原王朝势力不及西域和其事无“异于先者”来解释。一般而言，绿洲诸国只有当其与中原王朝直接发生关系时，才有可能入载《西域传》。另外，各史《西域传》描述次重点是作为制约塞北强大游牧民族的盟友，乌孙、悦般等处于天山以北、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民族政权的情况。
（三）各史《西域传》编者对资料取舍与处理上最重要的表现在于突出中原王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封建政教礼俗的思想观念。余研究员认为，这方面较明显的情况有如下反映：
（1）经济记载内容笼统，具有随意性且多注重朝贡关系。两汉书《西域传》不仅对一些绿洲小国经济未见只字涉及，就连最大的龟兹国和地处交通要道、与两汉关系密切的车师诸国的经济形态皆未做直接或翔实的记录，后人只能间接推知其为农牧兼营。魏晋以降，中原王朝无力统治西域，所以，特别重视朝贡以及被视为贡献方物的行为。对于葱岭以东诸国商业及中转过境贸易和手工业中纺织部门的关心都非常有限，所注意仅是铸治业中的武器制造和铸币等。从中可以看出《西域传》编者们贵远贱近，好人来朝的表述模式与意识倾向。
（2）《汉书·西域传》所见音译的国名、族名、王治名中，有一些如“婼羌”、“去胡来”、“鄯善”、“宁弥”等被有意采用汉字之际，赋予了体现文治武功的含意。
（3）里数记录主要目的在于彰显各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以及诸国对中原王朝的向往，突出的是诸国王治去中原王朝首都和去中原王朝驻西域长官府治的里数。既然记载里数不主要为标志诸国地理位置而又非记不可，某些传文中便出现推测、伪造的情形，且还少有其他关于地望的资料。《汉书·西域传》记录且未至精绝竟达两千里的奇怪现象，就是因其时缺乏两地间实距数据，而随意将精绝去长安走“北道”路线的8820里数，与且未到长安走“南道”6820里数相减推测出的错误数字，这一难题现已为日本学者弄明。《魏书》不顾实情变化，依旧例杜撰乌孙和悦般去代都的里数，也都是编纂者不负责任，受其指导思想支配造成的。
（4）《西域传》中有关诸国文化、宗教、习俗、制度以及人种、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记录都极其零碎，有很大任意成份，除猎奇而外，较多的是与华夏的异同以及所受华夏之影响。有关西域宗教内容各传只记有佛教、祆教、却未曾提及摩尼教、景教、婆罗门教等，且对祆教信奉“天神”记载也含混不清、使人生疑。这些与西汉时贵霜王朝势力有无东渐以及两汉前塞种等白种人曾怎样进出过葱岭以东地区等问题，皆有待重新深入探讨。本应重视“致殊俗”的《西域传》记述类似情况如此疏略，只能说明其兴趣所在为殊俗的象征意义。
（5）有关人口问题，两汉书《西域传》最重视以“国”为单位的户口、胜兵数，较为可靠。以后因中原王朝势力退出西域，各传便较少对之关注。不过，既使《后汉书·西域传》记录人口数也有“异于昔者”方记之原则，同时，尚存在所录者仅为与中原王朝有来往诸国上报的人口数问题。然而，有位外国学者未深究此理，简单将两汉书《西域传》所载九国人口数字相比较，著文得出了东汉时新疆地区出现了“人口爆炸”，而导致了佛教东传的错误结论。其实，这主要是当时绿洲称霸大国兼并了隶属小国原有人口所产生的虚增现象而已。
最后，余太山研究员总结了完成此课题后的两点体会：一是更新了原以为研究早期中亚史中国史资料要胜过希腊、罗马、波斯等外国史料居首的观念；二是改变了过去认为中国正史中的《西域传》可能较客观、少掩饰的想法。正因为存在着上述诸多的问题，所以只有在研究中发现新问题，不断地进行研究，才能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学术的发展。
余研究员讲座而之后，论文评议人、原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郭平梁研究员首先发言。他充分肯定了余太山研究员从诸学科认知理论高度上对有关正史“西域传”编纂思想及体例所进行的创新性研究，并且指出中国古代“王天下”封建思想，对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四夷来贡的王朝观念制度影响至大，直到近代清朝与外国交涉，这一传统思想仍在作怪。今天，编写历史要揭示其思想是完全有必要的。关于研究时怎样利用和处理史料方面的问题，他提到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序言中所说对待传统史料应用科学态度加以审视的作法，既不能完全继承，又不能全盘否定，而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来把握，仍值得今天借鉴与学习。此外，他还认为，虽然中国正史包括私史对《西域传》的记载，其主导思想方面确实存在像余研究员所论的问题，但从另一个层次上看，毕竟仍记有不少重要史事。丝绸之路与东西交通的骨干资料似应在汉文文献里面。有关丝绸的西传，在种桑养蚕、丝绸贸易及织造技术等方面，通过汉文史料与各地考古、国外文献资料相互映证，其途径还是比较清晰的。因而，除去“猎奇”之处，中国史料在此层面上仍有很高的价值亦不应忽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文润教授也进行了评议，他认为，余研究员的报告具有难度大、视野开阔、论点新颖的特点，突破了国内学界以往西域史研究多侧重于汉朝以来对西域的经营和西域本身的历史地理两方面的领域，是一篇以全新思维模式展开高水平论述并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论文。
接着，提问和讨论开始，许多与会者各自从文献、考古、民族、历史地理等方面提出诸多问题，与余太山研究员交流了意见和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