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6日14:30——16:30，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顺利开展2017年研究生学术科技文化节——学术论坛，以及首届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青年边疆论坛。本次论坛由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院长徐百永老师主持，出席本次论坛的有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院长王欣老师、马强老师、韩香老师、杨东宇老师、王超老师、王启明老师、吾斯曼江老师、罗宏老师、许鹏老师、王惠敏老师，并由以上11名老师组成本次青年边疆论坛评委老师。此外，出席本次论坛的还有陕西师范大学校研究生会副主席王静，我院全体硕博同学参加了此次论坛。
本次青年边疆论坛由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共五位硕士做报告，第一位是2016级硕士刘彦东，刘硕士的报告主题是：表述与恪守——人类学视阈下的回族汤瓶文化。
汤瓶是回族穆斯林生活中最常见的生活用具，一般用于洗大小净。除此之外，汤瓶还用来浇花、烧水、泡茶、盛醋、装酱油，也被用作清真餐馆供客人洗手的容器和回族经营的饭馆、小吃摊点、食品店等地方的清真招牌。同时，汤瓶还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汤瓶功”、“汤瓶八诊”和“汤瓶舞”等延展文化，成为回族的文化表征。但是，若想把握汤瓶的文化整体性，还需要关注回族穆斯林本身，分析回族对汤瓶的表述与实践。
“汤”指热水，“瓶”指口小腹大的器皿，这便是“汤瓶”一词的原义。作为器具，汤瓶主要用来点茶、烧水和温酒等，其使用者十分广泛，绝非囿于穆斯林群体。随着来华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汤瓶一词才被借用，专门用来指称回族的洗漱用具。无论器型、工艺，还是意义的赋予，汤瓶的形成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回族民间传说故事讲述的汤瓶来历，更为重要的是对自身历史的追忆、表述与对集体的认同。另一方面，回族对汤瓶使用的实践，充分展现了其恪守的伊斯兰信仰与回族作为有信仰的人群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汤瓶的完整意义是回族自我表述与恪守信仰的统一，是回族之为回族的身份确认。
刘硕士报告结束后，王欣老师对此提出的及修改建议是：需要将“汤瓶”与西亚的同类器具进行比较，以达到更加完善的调整。
第二位报告人是2017级硕士叶莹，报告主题是：社会转型中个体的理性经济适应——以大理乔后赵林个人生活史为例
叶硕士对个体的理性经济适应的分析是以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合理性为分析框架，运用涂尔干所提出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社会转型期需发挥集体意识的作用，缺乏集体意识会产生社会失范，客观上是不利于个人及社会的持续发展的。
基于对赵林的个人生活史地叙述，分析其在乔后的社会转型时期，他自身对此作出相关的适应行动。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只有作出理性的适应，才能更好地从事经济活动。赵林在改革开放之后，结合当地文化充分运用自己的商业智慧，很好地发展起家庭经济，在社会转型中作出了理性适应。
叶莹的报告联系具体实践，将社会学理论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主要运用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分析个体在社会转型中的经济行为，面对社会转型个体作出怎样的选择，怎样从非理性转向理性，从中也反映了，集体意识在社会从失范到整合的过程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并且尝试将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学理论与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分析，找到两者的结合点，分析乔后的社会现象。
叶硕士报告结束后，各位老师就“饵块”进行了讨论。
第三位报告人是2016级硕士王玉莹，报告主题是：汉简所见甲渠候官职官体系中的秩、奉
甲渠候官作为设置于汉代北方边郡的候官， 它和其他诸多候官一起，
在维护汉朝边防安全方面曾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正史中关于候官的记载仅寥寥数语，因此，汉代边郡候官，包括甲渠候官的构成、职掌及运转等情况一直无从知晓。自20世纪初叶始，在我国西北的汉代边塞遗址先后出土数万枚简牍，《居延汉简甲乙编》是目前学术界研究汉代西北居延地区不可或缺的资料，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对额济河流域古代遗址的发掘中，仅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就出土了一万三千余枚汉简，王硕士将对已整理成册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中的具体的简牍资料进行归类、整理，结合正史综合展开分析。
甲渠候官作为张掖郡居延都尉下的四个候官之一，其职官体系有候、丞、尉、士吏、令史、尉史、候长、候史、燧长。通过对甲渠候官已有简牍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对甲渠候官职官体系中的秩以及俸、禄的具体发放内容的分期及标准做一个介绍，并对其不同的原因做一个分析。另外两汉时，由于政治地位的升降，某一或某类官吏的秩别并不是固定的，与俸、禄实则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基本上来说，同一秩别的官吏俸、禄是相同的，但是，我们仍然能从已出土的大量简牍资料中找到同秩异奉的多个案例，其中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王硕士报告结束后，韩香老师对此提出的修改建议是：要多参照前人研究成果，完善研究综述。另外，徐百永老师以及罗宏老师对甲渠候官中“候”的使用提出了问题。
第四位报告人是2017级硕士冯晓鹃，报告主题是：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的“家学”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一个大分裂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中原文化的生存发展遭受严重威胁和破坏，由此许多世家大族不得不选
择逃离。此时的河西地区是一个相对安宁之地，故部分中原世家大族携“家学”文化迁入河西，在那里得以继续发展，并对当时河西地区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对保存、传承中原文化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冯硕士主要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家学”文化产生和形成的社会背景，发展过程及主要代表人物进行论述，分析其发展特点，并对其产生的历史影响进行探讨。
冯晓鹃报告结束后，徐百永老师认为结构内容需要得到调整，文章的特点没有突出出来。王惠敏老师认为题目偏大，另一方面，写作中需要对前人研究进行参考，并提出自己的东西，要把自己最重要的观点与特点凸显出来。
第五位报告人是2016级硕士杨栋娟，报告主题是：北齐“汉儿”等语境下的华夏认同建构
十六国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而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族间的互相认同。因此，从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研究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是理解和解释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突破口。此时期相关文献中频繁出现“汉儿”“汉子”一词，其在不同的语境下指代不一，有时是汉民族自称之语，有时也是他称之词，主要是指已经汉化或具有一定儒学修养的人。因此“汉儿”在某些场合或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民族歧视的色彩，在这种背景下，在政治上极力打击汉人的勋贵集团后裔，但在文化上却不自觉的认同华夏文化，积极建构其华夏身份的认同。
“汉儿”即使有可能是对人的贱称，但它并不针对汉族这个民族实体，因而也就没有民族性可言，少数民族汉化了，便视为“汉儿”，而且“汉儿”一语有时是自称，有时又是他称，各民族乐以“汉儿”自称，同时也被称“汉儿”。在传统夷夏观的潜移默化影响下，以六镇鲜卑为首的北齐勋贵无论怎么排斥汉人，汉化的潮流并不会倒退，相反，他们积极建构华夏身份认同来顺应汉化这一趋势。
杨硕士的报告结束后，韩香老师提出的建议是：将汉儿在东魏北周到隋唐的变化过程再详细分析，并且对北齐和北周的情况做一个对比。马强老师提出应注意有些地方的“汉儿”还是带有歧视性的意思，应再斟酌分析。徐百永老师提出:为什么北齐统治者在政治上极力打击汉儿，却又积极建构华夏认同?王欣老师指出应该注意汉儿的具体语境，即是谁对谁的称呼。
本次2017年研究生学术科技文化节——学术论坛及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首届青年边疆论坛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