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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
作者: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7-12-14  阅读次数:211

2017年12月13日,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崇鋈楼二层思齐堂举办了十九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此次讲座由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杨念群主讲。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院长徐百永担任主持人,院长王欣教授以及马强教授担任评议人。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全体师生和其他院系部分师生参加此次讲座。

本次讲座于13日下午2点30分开始。首先,徐百永老师代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致欢迎词,并简单介绍了主讲人的学术经历。随后,杨念群教授开始了其讲座,讲座题目为《什么是“大一统”——以明清若干观念与制度演变为例》,内容主要分为7个部分,详述如下。

一、“天下”“中国”“大一统”之区别

讲座开始后,杨念群教授首先对“天下”“中国”“大一统”的概念作了阐释,并指出了三者之间的区别。

杨念群教授认为“中国”一词出现频率最多的是在《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国语》等这类历史著作中,它作为古代地域的名称多指诸夏分布的地区。据学者统计,先秦典籍中有关“中国”的称谓中,指诸夏之领域的共145次,远远超过标举其他含义的次数。从文化意义而论,“中国”的形成很自然是从异民族与文化之对立,而相对自我认同,以确立本族之文化特色。如《论语·八侑》:“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天下”主要是一种地理观念,源起于《禹贡》中的地理观。《禹贡》有“九州”和“五服”的划分。“九州”分划偏于自然地理的格局,以名山大川为标志,划天下为九大区域;“五服”则是以王都四面五百里为区划,每隔五百里往外增扩一个圈层,形成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杨念群教授认为,与“中国”观念相比,“九州”和“五服”观更关注程序格局下的共容共处,而不是对峙对抗。

“大一统”观主要包括三个要素:正统、广袤的疆土和德性的教化。“大一统”观不像“中国”观那样反复强调“中国”与“四夷”之间的对立,也不像“九州”“五服”等从政治地理的角度去想象古代王朝的秩序,而更多的是把疆域治理与政教关系的构造结合起来,形成更为细密的政治文化主张。

二、“大一统”之古义

“大一统”一词最早出自《春秋公羊传》 :“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对此,东汉何休作注时解释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因此,“大一统”的原始内涵主要包括两个要素:一是空间大小、二是正统性。

三、唐宋“大一统”观的差异性

唐代已渐渐明确实现“大一统”的目标不靠蛮力,须依赖“德治”的思路。

欧阳修在解读“正统”和“大一统”的关系时揭示了两个要素:一是“正统性”的获得;一是广大土地的拥有。宋人对“大一统”的认识大致沿袭董仲舒的说法,把董氏所说的“孔子之术”加以发挥,尊奉为一种“道统”的线索,作为划一思想的依据。宋人认为,只有王者拥有足够的德性才能居于正统之位。“大一统”中守圣教、绌异端的色彩逐渐加浓,明显昭示出儒学在宋代已处于突出的地位,尤其突出董仲舒“大一统”定义中政教关系的重要性。

四、宋明“大一统”观的连续性

宋代和明代在与边疆少数民族冲突的境遇上有些相似,即均处于胜少负多的军事劣势,所以在论述“大一统”涵义时均刻意规避疆域一统的古意,而重提《春秋》里的“夷夏之辨”,从而突出文明的优越感,建立起一种文化心理补偿。此外,明代还提倡“心性”的重要性,但仍是从“道统”优先的视角出发。

那些以蛮夷身份入主中原的元人,占有了以往政权所未曾有过的广袤疆域,故其诠释“大一统”之义时,自然对“合天下之不一”这点进行发挥,认为“大一统”不是靠“德”而是靠领土来建立正统性。

五、清朝对“大一统”观的重释

清朝帝王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在如何确立正统性方面面临宋明以来的儒家教义的巨大挑战。在清朝皇帝看来,清朝确立起超越前代的疆域统治,正是原始“大一统”观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清朝帝王往往强调疆域占有在“大一统”观里的核心地位,这一点与元朝相似。但是清朝不再强调种族之别。

六、“大一统”在清朝的实践过程

杨念群教授指出,“大一统”在清朝的实践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军事化与行政化制度的二元并立,即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各自管辖自身事务,相互之间既有联系又不能干涉。清代以前,大多数王朝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更广大疆域的实际控制权,只是在有限的区域内行使行政管辖权,大多数地区无法真正纳入编户齐民的系统之内,而是实行族群自治。因此,秦至明代的治理特点可以概括为:以羁縻方式统驭内外。

其次是从“车同轨”的角度观察“大一统”的实现程度。在此,杨念群教授举明清驿站功能的演变加以说明。明代,驿站并不同时具备文书传递、官员接待、物资传送三项功能。到了清代,驿站则集三项职能于一身,实现了高效运转、从而保证了其对广大疆域的实际控制力。

最后是“书同文”的实践过程。从图书流通的检查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差异很大。明末虽然也力求对非主流的“正统观”和朝廷不利的言论加以抑制,但都未成功。清代则恰恰相反,禁书目录中的评语已趋程式化,而且查禁的范围已涉及到发型与服饰,由此可见,清代的查禁力度相当之大。

七、结论

“大一统”集合了地理观、正统观、政教观等历史要素,其内涵的丰富度超越了“中国”与“天下”等观念。尤为重要的是“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思想形态,还是一套行为实践。“大一统”的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对清朝以来的国家与地方治理积水的演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讲座人报告结束之后,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院长王欣教授和马强教授分别评述了杨念群教授的报告,并就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提问。随后,聆听讲座的其他师生就讲座的相关内容提出问题,并与杨念群教授进行讨论交流。总体而言,杨念群教授的报告对我们全面深刻地了解“大一统”观,亦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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